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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陀】小先生

※我也不知道算不算刀
※标题和正文搭不上系列

尼古莱·果戈里最后一次锁上他装玻璃眼珠的小抽屉，却没像往常一样立刻起身。对面架子上仅剩的一个黑头发紫眼睛的人偶，裹在白毛边黑色大衣里，白瓷原色的脸孔对着他。
天色已经变为湖蓝，从橱窗能看见对面小学门口等着夜校上课的人群。
“原谅我吧，费佳，”他喃喃说，“我已经八十七了，眼睛也花了，手也开始抖了，实在是干不动了。也许你在情况会好些，但谁知道呢。”

六十多年前这张桌子对面还有个人。英俊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和尼古莱·果戈里先生不仅讨镇上年轻姑娘们的喜欢，也深受孩子们的爱戴。放学铃一响，孩子们成群结队飞过街道飞进店里，吵嚷着爬上童话作家的膝头和人偶师的桌子，几乎打翻一盆水仙花。
给我们讲个故事吧！他们拉着作家黑大衣的袖子央求，讲个故事，讲那戴钟形帽的知更鸟，打着绷带的独角兽，吃下淬毒苹果的白衣主教，黑风衣里养着龙的垂耳兔。
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放下笔，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白纸盖在稿纸上。
“我们上次讲到哪了？”他问。
这个时候果戈里一般就停下手里的活计，微笑着看着他，看他在下午阳光里描金瓷器似的侧脸，颤抖的长睫毛，白皙纤细带着咬痕的手指握着笔杆，笔尖在纸上划动，勾勒出深林山川宫殿溶洞，描绘出荒诞离奇的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的声音总是平和的，没什么起伏，与情节形成反差。果戈里喜欢这些故事，尽管每个他都在羽绒被底下听了不止一遍。
所以有天他把一个白色长发红眼睛的男性人偶抱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前，邀功似地问：“怎么样？”
陀思妥耶夫斯基笑了。“是那位白衣主教？”
“当然！”
后来这就成了习惯。陀思妥耶夫斯基信笔画给孩子们的人物，或早或晚总有一天借果戈里的手从纸上剥离出来放到架子上。

轻飘飘好像无穷无尽的日子，认真扳着手指算来算去最多也只有七年。和他们来这个镇子那天同样明媚的阳光照着一车厢一车厢的士兵，端着枪，神情严肃如大理石板，从同一个月台下车。
他们说镇子马上要变成战场。

奇袭在夜晚发动。炮火声和光亮撕毁死寂和黑暗，再然后是战败，说陌生语言的人进入镇子。学校停课一周后守夜人听见果戈里走了调的嘶吼：
放开他，你们这帮混账，禽兽不如的东西……
第二天店堂的橱窗破碎，白瓷盘打翻，从遥远东方国度而来的雨花石撒了一地，水仙花不知被谁踩烂了茎。
咖啡馆的侍应生冈察洛夫把它拾去，到底却没救活。
自此再没人见过他们。

五年后又一辆火车把果戈里孤身一人送回那月台。他比五年前更憔悴衰弱一些，昔日环绕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边的孩子已经长大，沉默着帮他扫掉玻璃碎片，掸去桌椅上的灰尘。
五年前，他们小心地问，好像查看伤口的医生，五年前发生了什么？
果戈里先生像他的情人那样长叹一口气。

事情实际上还得追溯到十三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那时年轻，带点艺术家的狂放不羁和天真烂漫，果戈里在那敌国爱上他也有一部分因为这个——尽管后来他收敛许多果戈里还是爱他。艺术家是煤矿里的金丝雀，普罗大众未醒，他们已先展开双翼鸣叫了。而那政治的一氧化碳，狂乱，不睦，独裁的种子，势必要扼杀这小小的金色羽翼的鸟儿。
于是火车送他们穿过国境线回到这小镇，果戈里母系一支的家乡，陌生而熟悉的存在，有红砖绿琉璃瓦的小教堂和罗马式广场上安闲地踱着步的鸽子。
怎么样！
他炫耀地高喊，揽住情人的肩膀。

沦陷的第二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匆匆叫来冈察洛夫，果戈里看着他把东西一样样托付给奶金色长发的年轻人，下午的阳光在他俩睫毛上跳跃。等冈察洛夫栗色马甲的背影消失在街角，他听见他的费佳轻声说：
他看见我了。
我知道。
您不怕我连累您？
不怕。

逮捕令下达的第二天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面对面就坐，听着军靴踏在地面上越来越近。他面部轮廓线上的烛光真美啊，果戈里痴痴地想。
橱窗在他们身后碎裂。

他连碰一下恋人的指尖都来不及。

再后来，再后来的事，果戈里从劳改营出来时已经模糊了，有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被挂上了绞刑架，有人说他因癫痫死在了流放地，还有一种说法是少年行刑队的一颗子弹结束了他的一生。
他不信。
那是他的水仙花，他的金丝雀，他的芙洛拉和缪斯。
神祇怎可能轻易死去。

讲个故事，昔日孩子的孩子揪住人偶师白西装的袖子。
给我们讲个故事。
于是金发的人偶师叹一口气，推开零碎的布料和玻璃球陶瓷关节，从抽屉里抽出一张纸。

尼古莱·果戈里被人发现死在他那张小桌子的另一侧。他的灵柩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运往墓地，在长长的送葬队伍的末尾，有个七十多岁的老人领着小孙子，低声讲述雪精灵和马戏团小丑的故事。
“‘是的，’这冬季的造物说，‘等河流解冻，白嘴鸦回归森林，第一头熊自他的洞里爬出，我就要消逝了，但我们总会再见的，下一次我也许是露水，是雨，是江河，甚至是一片海——天地间的事情，谁又说的清呢。’”